“老刘，”王刚的声音放得很轻，像怕惊着什么，“您要是不想说，就不说。但我想告诉您，我这一趟来，不是代表我个人，也不是单代表老赵。”

刘永强的眼皮跳了一下。

“我说的那位局长，姓沈，叫沈莫北。他让我给您带一句话。”王刚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‘你的事，不该就那么算了。’”

刘永强的手又开始抖了。这次不是微微地颤，而是剧烈地、控制不住地抖，像秋风中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子，他把手攥成拳头，攥得指节发白，可还是止不住那抖。

“不该就那么算了……”他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，声音沙哑得几乎不成调，“不该就那么算了……六年了，六年了，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。”

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。喉咙里发出一种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的声响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可他硬是没有让一滴眼泪掉下来，他仰起头，望着那糊着报纸的天花板，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，才把那口气顺过来。

“同志，”他低下头，看着王刚，目光里的浑浊散了大半，露出底下那双军人的眼睛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王刚。”

“王刚同志，”刘永强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两只手撑在膝盖上，“你想听什么？”

“您愿意说什么，我就听什么。”

刘永强沉默了片刻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墙角那口铁锅旁边，舀了一碗水，端回来递给王刚。他自己没有喝，又坐回床沿上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像是在作一份报告，又像是在交代一份遗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