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是四七年参军的，”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像是从很深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，冰凉、澄澈，“四七年冬天，在河北老家，解放军征兵，我和赵铁军一块儿报的名，那时候我十九，他十八，我俩一个村的光屁股长大的，他管我叫哥，我管他叫弟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远处，像是穿透了土墙，穿透了时光，看见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冬天。

“分在一个连队，我当班长，他当副班长。打了不少仗，最后几场大战役，我都参加了，身上这疤……”他撩起左边袖子，小臂上有一道很长的疤，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，“大决战的时候，留下的，炮弹皮崩的，当时卫生员说再深一寸这胳膊就保不住了。”

王刚没有说话，静静地听着。

“五三年转业，组织上安排我们这批转业军人进工厂，我分到了棉纺厂保卫科，老赵分到了轧钢厂。刚开始几年还好，好好干工作，好好过日子，五四年我当了副科长，五五年结了婚，媳妇是棉纺厂的挡车工，也是咱们厂的，人好，长得也好看……”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

“后来呢？”王刚轻声问。

“后来……”刘永强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来，“后来就是五八年。”

他说出“五八年”这三个字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平得像一潭死水，可王刚注意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又抖了起来，而且这次抖得比刚才更厉害，整个小臂都在微微地颤。

“五八年春天，厂里搞‘双反’运动，反浪费、反保守。一开始也没啥，就是开开会，学学习，写写心得体会。可后来味道就不对了，会越开越勤，调子越来越高，以前说‘节约光荣、浪费可耻’，后来就变成了‘浪费就是犯罪，保守就是反革命’。有些人开始在会上互相揭发，你说他浪费了一捆棉纱，他说你保守了一车皮原料，搞得人人自危。”

“我当时是保卫科副科长，管着厂里的安全保卫工作。开春以后，厂里进了一批新设备，是从苏联进口的轧棉机，价值很大，安装的时候需要严格的安全保障。我天天盯在现场，没怎么去开那些会。结果有一天，科长找我谈话。”

“科长就是顾长河？”王刚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