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平四十八年七月初九，立秋后三日。

京师，户部大堂。

许汝霖面前摊着三份文书，已经看了整整一个时辰。

第一份，是从伊斯坦布尔传回的情报：奥斯曼帝国加征夏国商品百分百关税后，伊斯坦布尔巴扎的东方货铺子已关闭三成，茶叶价格暴涨五倍，有钱买不到货。

第二份，是从大不里士传回的情报：波斯帝国同样加征关税后，波斯贵族举行宴会时竟无茶可饮，只能用本地草药代替，贵族们怨声载道。

第三份，是从印度传回的情报：英国东印度公司趁机抬高印度茶价格，但印度茶质量太差，波斯商人试购一批，运到设拉子后无人问津，全部砸在手里。

许汝霖看着这三份文书，手不再抖了。

他想起三个月前，他算的那笔账。

“我们可以不买他们的，他们不能不买我们的。”

账算对了。

现在，该收账了。

他拿起笔，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四个字：

“经济反制。”

承平四十八年七月十五。

大夏朝廷正式颁布《对奥斯曼、波斯两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诏》。

诏书很短，核心内容只有一条：

“自即日起，奥斯曼帝国、波斯帝国输入大夏之皮货、羊毛、干果、地毯、宝石、藏红花等，一律加征关税百分之二百。原定商约作废，待两国撤销对夏商品歧视性关税后，另行议定。”

百分之二百。

不是一百，是二百。

比他们加我们的，多一倍。

这道诏书传到兵部时，于成龙正在吃午饭。

他放下筷子，把那道诏书看了三遍。

然后他笑了。

六十七岁的于成龙，在兵部干了四十年，从没见过这样的仗。

不用出兵，不用发炮，不用死人。

只用一张纸。

一张纸，就能让敌人难受。

他把诏书折好，揣进怀里。

他想起三十年前，老尚书指着烽火台说：

“敌人来了，点烽火。”

现在不用点烽火了。

现在用的是另一把火。

这把火，叫关税。

承平四十八年八月初九。

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。

金角湾畔的巴扎里，阿里的铺子终于关门了。

他坐在铺子门口，最后一次抽着水烟，望着空荡荡的货架。

三个月前，他还有几盒积灰的茶叶，几匹褪色的绸缎。

三个月后，连那几盒茶叶都卖完了——不是卖完的，是他自己喝的。

他喝了一辈子茶，从没像这三个月这样喝过。

不是因为好喝。

是因为没东西可卖，只能喝茶。

喝完了，铺子就空了。

空了，就该关门了。

他把水烟袋放下，站起来，走进铺子。

他从柜子里拿出那个账本。

三十年的账，从年轻时候第一次从大马士革进货，到去年最后一次从阿勒颇运来茶叶。

他翻到最后一页。

最后一页还是空白的。

三个月前，他想在空白处写点什么，没写。

现在他想写了。

他拿起笔，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

“承平四十八年八月初九，铺子关门。三十年生意，到此为止。阿里记。”

写完了，他把账本合上，放回柜子里。

然后他走出铺子，把门关上。

他站在门口，望着那块挂了三十年的招牌。

招牌上写着几个字：“东方货，阿里”。

他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转身，走了。

没有回头。

承平四十八年九月初九。

波斯帝国，大不里士。

沙阿的宫殿里，正在举行一场宴会。

宴会的主人是沙阿的侄子，名叫侯赛因，是波斯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。

宴会上摆满了各种美食：烤全羊、抓饭、蜜饯、干果。

唯独没有茶。

侯赛因的脸色很难看。

他问管家：茶呢？

管家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

旁边一个客人替他回答：

“殿下，没有茶。夏国的茶叶进不来了。”

侯赛因愣住了。

“为什么进不来？”

“因为沙阿加了关税。”

“加了多少？”

“百分百。”

“那我们就加钱买。”

“加钱也买不到。因为夏国不卖了。”

侯赛因的脸更黑了。

“不卖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们也加了关税。”

“加了多少？”

“百分之二百。”

侯赛因沉默了。

他端起桌上的杯子，喝了一口。

杯子里装的是本地草药泡的水，苦得难以下咽。

他放下杯子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
窗外，大不里士的街道上人来人往。